近期，日本免疫學家本庶佑獲諾貝爾醫(yī)學獎，再次引起社會各界對菊與刀國度的關注。二戰(zhàn)后，日本推行開放的經濟政策，引進全球先進技術，經濟快速增長。但經過美日貿易戰(zhàn)和日本資本泡沫破碎后，日經N225從1990年的38,957點，下降至2009年的6,994點，這期間被稱為日本“失去的二十年”。
在美日貿易戰(zhàn)（1987-1991年）期間以及之后十年，根據(jù)Wind數(shù)據(jù)，日本居民私人消費占GDP比重約為53%，日本GDP構成要素從以出口為主導轉向以國內消費為主導。
Source：Wind、浙商證券研究所
（一）不同時期中日皆為除美國以外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
中國當前工業(yè)產出趨勢與七十、八十年代的日本較為相似。截至2017年，中國工業(yè)增加值占全球比重約為18.8%，于2012年超過美國占全球比重，并持續(xù)上行，由此可見中國已成為世界的制造工廠。出口方面，中國出口額占全球比重于2007年超過美國，于2015年約達13.8%，該數(shù)值與1986年的日本的出口水平（日本占全球比重約11.7%，超過歷史同期的美國占全球比重）較為接近。
Source：Wind、World Bank
（二）美國對雙方存在貿易逆差
八十年代期間，美國對日本貿易逆差占美國總貿易逆差比重不斷增加，最高占比約為60%。通過301條款和一系列的貿易保護措施，以及美國干預外匯市場等多項措施，美國總貿易逆差在九十年代初逐步減少。但因為其自身及全球的經濟結構問題，美國總貿易逆差于九十年代末又逐步增加。中國自2001年加入WTO以后，出口規(guī)模不斷增大，在此后階段中國貢獻了較高比例的美國總貿易逆差，目前中美貿易差額占美國總貿易差額的比重約為50%，接近歷史日本占美國貿易差額比重的最高水平。
Source：Wind、World Bank
（三）中日房地產價格處于較高水平
中國房價高昂是老生常談的民生問題。根據(jù)OECD實際房價指數(shù)（和名義房價指數(shù)相對，剔除通脹影響，全球房價指數(shù)長期平均值約為100）的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 目前中國實際房價指數(shù)約為130，接近七十年代日本的第二個小高峰房價指數(shù)，雖然離日本房市泡沫破碎的水平（約為170）仍有一定的距離，但已處于危險階段。
Source：Wind、OECD
（四）中日經濟杠桿率水平較高
中國宏觀杠桿率高企主要集中在非金融企業(yè)部門。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，中國非金融企業(yè)部門杠桿率快速上升，主要原因為國企和重工業(yè)部門加杠桿所致。截至2017年，中國非金融企業(yè)部門杠桿率達160.3％，在主要經濟體中位列第一，并超過1993年日本非金融企業(yè)部門杠桿率水平（147.6%）。
Source：Wind、BIS
中美、美日貿易戰(zhàn)的不同之處
（一）中國居民部門、政府部門杠桿率低于日本
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于2007年-2017年十年間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為居民個人住房貸款增加。該比率增幅較快，但由于中國居民的整體的儲蓄習慣，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一直低于日本居民部門杠桿率（截止2017年，中國居民部門杠桿率約為48.4%，日本居民部門杠桿率約為57.4%），且低于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同等水平。中國政府部門杠桿率亦低于發(fā)達經濟體同等水平。此外，政府部門中，中央政府杠桿率低于地方政府，2015年-2017年中央對地方政府進行大規(guī)模債務置換，并對融資行為進行規(guī)范清理，對存量債務進行處置，對增量債務進行控制。
Source：Wind、BIS
（二）相對而言，中國未處于貨幣寬松的環(huán)境
八十年代末，日本被迫升值，貨幣環(huán)境寬松，為防止泡沫進一步擴大日本政府驟然實施緊縮貨幣政策，股市和房市泡沫迅速被刺破，日本M2增速從 1990年平均11.7%的水平大幅降到1991年平均3.7%的低位，并于2012年進入負增長。日本和中國歷史上M2增速的增長伴隨著經濟（股市、房市等）和信貸市場的繁榮；M2增速的大幅下跌主要為了控制泡沫刺破風險的進一步擴大，當前的中國的M2增速在房市調控和降杠桿政策影響下處于歷史低位。中國貨幣市場環(huán)境較歷史同期日本（美日貿
易戰(zhàn)）相比更為緊縮。
Source：Wind、中國人民銀行、日本央行
（三）中國政府出臺多項房地產調控政策
2018年初以來房地產調控市場除了傳統(tǒng)的“四限”政策，亦有創(chuàng)新政策出臺，比如限制企業(yè)購房、限制房地產企業(yè)外債等。此外，政治局會議提出堅決遏制房價上漲，會議結束后不久，沈陽、深圳等地相繼發(fā)布調控新政，住建部也提出加快制定住房發(fā)展規(guī)劃并對樓市調控不力的城市堅決問責。
Source：Wind
老齡化、生育率低都是經濟發(fā)展需要面對的問題，但消費者數(shù)量并不隨著戰(zhàn)爭等因素大幅降低，只是消費者在不同的人生階段，重心發(fā)生了轉移。日本企業(yè)中，在過去20年發(fā)展較好的企業(yè)，大多數(shù)存在國際化發(fā)展空間，對人口老齡化不敏感或者受益于此。
消費渠道改變：便利店業(yè)態(tài)催生。與大型超市不同，便利店選址離居住、工作場所更近，營業(yè)時間更長，提供產品種類豐富，并能滿足取款、打印、繳費等多種生活服務，更適合快節(jié)奏的工作人群和小家庭。便利店特定的經營成本等因素決定了其商品平均定價相對較高，隨著日本居民收入回升和城鎮(zhèn)化的提升，以及日本獨有的文化，便利店業(yè)態(tài)成為日本零售市場的沃土。而產品創(chuàng)新和精密的供應鏈（例如使用復雜的物流軟件，一直保持著對人口統(tǒng)計、天氣，甚至學校假期的跟蹤，以預測每個門店在某個特定的時間是否需要增加供貨量），使得日本便利店可以有效監(jiān)控庫存、販售大量商品。1969年至1980年是日本便利店的引入期，西友、伊藤洋華堂、大榮先后開設了全家、7-11、羅森第一家店鋪，從而拉開了日本全國連鎖便利店的序幕。1990年至2000年，日本便利店數(shù)量約從2萬家增長至4萬家。
Source：Japan Franchise Association、華泰證券研究所
消費方式改變：追求高價商品至高性價比商品。九十年代經濟危機后，日本消費者從崇尚時尚、奢侈進而過渡到回歸內心的滿足感、追求平和的心態(tài)。1980年西武流通集團推出了自有品牌“無印良品”，即“沒有品牌的好東西”；日本迅銷公司下的品牌優(yōu)衣庫也于1984年在廣島開設第一家門店，主要銷售設計簡約、性價比高的成衣產品。優(yōu)衣庫和無印良品正是切合了這個時期的消費者心態(tài)變化的需求，并催生了大量國產商品消費對GDP的貢獻。同時這些公司選擇了對外擴張，“追求平和”的心態(tài)具備人類普遍性，因此這些企業(yè)的收入體量和國際化水平，好于明顯有個性化標簽的同類型企業(yè)。
消費場景改變：更加注重服務消費。隨著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提高，越來越多的家庭、個人不在家中做飯，更多的是進入餐廳用食。在基礎的吃穿用住需求得到滿足后，人們的需求會從單純的物質追求向精神追求轉移，體現(xiàn)在服務支出的比率上升。
Source：Wind、日本內閣府
矛盾美學下的中國消費啟示
“菊”與“刀”的矛盾亦是“克己復禮”的矛盾，消費特征的破壞和重建亦伴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復蘇。在當今貿易戰(zhàn)爭的背景下，從控制傳統(tǒng)投資領域、促進鄉(xiāng)村消費、國產商品替代等多個維度，我們可以看到刺激消費的重要性和急迫性。但同時，由于“奢則不孫、儉則固”的消費觀，以及對未來收入/市場前景不確定而所產生的不安感，居民消費需求仍是癥結：
Source：Wind、國家統(tǒng)計局
根據(jù)Wind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從購房、購車需求來看，自2018年初貿易戰(zhàn)開始以來，40城地產銷售面積當月同比處于負增長，乘用車零售同比增長從2018年1月的8%下滑至2018年9月的-13%。從總消費品需求來看，當前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當月同比處于歷史低位，于2018年3月達至小高峰（8.6%），之后半年度又持續(xù)下降。綜上可見，中美貿易戰(zhàn)下，國內消費需求仍顯羸弱。
六、結語
對比中美、美日的貿易戰(zhàn)情況，在防止本幣過度升值、控制房地產泡沫、鼓勵國內消費的背景下，中國將避免重蹈日本覆轍。但由于中國居民舉債購房擠出部分消費，債務對消費需求又形成一定制約，當前條件下國內消費對于經濟增長的支持有限。同時，貨幣政策的松緊程度又需考慮多種復雜因素。基于此，刺激消費的本質方式或將是稅收維度的財富再分配。
引用Fisher在《利息論》中的話語作為本文結尾：“風險與知識呈反向變化”，愿風險和沖突的存在都是對經濟發(fā)展的一種鞭策。